七八十口大木箱的书画运往天津如何躲避检查？

　　溥仪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固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光荣的是已全部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详地址，这就足以担保他一生的荣华繁华。

　　关于工作的经过，我们照旧听听当事人溥佳对此的回想：“这批古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收支火车站时，不单要上税，最畏惧的是还要接受检查。刚巧其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对象本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公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好，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号路一六六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做溥仪将来糊口和留学的雄厚成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在日本公使馆的三个月中，溥仪获得了日本主人的殷勤顾问，他的“野心和恼恨…… 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待下去是不可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筹备了”。1925 年2 月23 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伴随下，暗暗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毫不等闲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厢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厢几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困绕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非凡掩护下来到了天津。

　　正如溥仪曾对他的亲信随侍李国雄所说：“那天经化妆后乘马车分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方针，几人黑暗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畏惧不敢再动。车过丰台，他才由黑暗掩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车到廊坊，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四周。再向前走，每到一站城市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相互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措辞，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比及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车时，这些人都不遗余力保护他，对旁边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出站口其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簇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若有敢挡者都要遭受拳脚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一溜烟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第二天移住张园。

　　溥仪心里很大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奥秘警察，他的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筹谋、布置，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笼中之鸟了。

　　溥仪奥秘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糊口。

　　刚安置下，便匆匆将存放的珍宝奥秘转移过来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买了大量高等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

　　溥仪在天津过着好像是十分悠闲的“寓公”糊口，这只是一种外貌现象。溥仪的心中始终被两大心愿缭绕着。其一为政治心愿。岁月的推移不单没能花费溥仪“敬天法祖”、“规复祖业”的理想，他的复辟之心反而与日俱增，变得更为火急，动作上表示得更为积极，他加速了与海内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勾搭。

　　其二也可称之为经济心愿。溥仪魂牵梦绕的照旧他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那批国宝的安危。溥仪在张园方才安置下，便匆匆将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画珍宝奥秘地转移过来。个中包罗历代的书画手卷30箱近1300件，册页2 箱70件，挂轴1箱21件。装这些法宝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1米、宽40厘米、高50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别离装入35个箱长70厘米、箱高70 厘米、箱宽40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另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2个以及装300 余件皮张的大躺箱8 个。

　　这批字画珍宝安详顺利地转移到了溥仪的身边，令他欣喜万分、欢快异常，自从被赶出北京故宫后这是一件最让他开心的工作了。固然溥仪早已在外国人办的华比银行以“浩然堂”的名义存入了大批的款项，同时在关内外还拥有大量的地皮，也就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仅其时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就有12 万垧。这些地皮租赁出去变相聚敛成千上万的农民，使他们终身用劳动所得向其献纳贡租。溥仪的房产收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但这些溥仪认为只是一种不不变、保障系数不高的浮产，成为不了一生的依靠。而由京盗运来的大批历代法书名画珍宝，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在北京故宫时拥有的奇珍异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溥仪对民间的珍品是不屑一顾的。可在天津过他“寓公”糊口时的环境则差异，一方面要满足他的占有之嗜好，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他的浪费之欲望，所以他购置了大量古物和宝贵的金银首饰。如在天津仿衣街的同泰祥瓷器店购置了一批仿古瓷瓶和乾隆年间制造的五彩瓷瓶，精选了各国的金币60 多枚保藏。

　　一个失意的小军阀为何敢在溥仪面前指名要这要那？

　　为了实现复辟的迷梦，溥仪就如同“病急乱投医”一样，岂论是军阀，照旧解甲的军人，或是穷途政客，溥仪和他们交往的亲疏，决定于他们对复辟的态度，对付他们也不再过度端“天子”的架子。

　　此时溥仪对他所做的复辟梦，不单是朝思暮想，并且是近乎神经质，只要有人口头上对他暗示支持，愿意为他效劳，他的心里就会获得满足，就会承诺对方所提的任何要求。

　　只要是拿着联系军人、拥护复辟这张门票，便可走进张园。一批批的光杆司令和失意政客涌进了租界。他们的眼睛不是来看这位无权无势的“逊位天子”的，而是盯在溥仪手中的文物珍宝、金钱古玩上。一个叫刘凤池的失意小军阀，小有策略，人称之为“小诸葛”，有人向溥仪吹其为“现代的诸葛亮，得此一人，胜于卧龙凤雏，复辟大业，已有九成掌握”。刘凤池见了溥仪，在吹捧了本身的通天眼之后， 建议溥仪拿出些古玩字画和金表、玉器给他。他可以拿这些对象出去给溥仪联络军界人物，以便使他们配合“赞襄复辟大业”，这样的“香饵”溥仪怎能不吞？于是慷慨解囊，叫他一批一批拿去那些最值钱的对象。厥后刘凤池竟指名要这要那。有一次他说去勾当张作霖的部下邹作化，竟公开提出“小物品不能动其心也，应送其珍珠、好宝石或钻石，按万元阁下珍贵物予之，当有几十倍大利在也”。为了撮合奉系的荣臻、马占山、张作相，刘凤池指明要各送十颗朝珠；为了撮合一个姓穆的军阀，他指明要珠顶冠上的那颗珠子。这些人从来没有拿出什么实际后果给溥仪，只是无止境地伸手，既要对象又要钱，溥仪抱着少有的耐心，对他们寄予深深的期望。